邓石如治印“我书意造本无法”源于苏东坡之书论。
书有法度可循,法度森严固然为美,然“法”若不高,便堕俗格。
宋太宗赵光义留意翰墨,购募古先帝王名臣墨迹,命侍书王著摹刻禁中,厘为十卷《淳化阁帖》,“凡大臣登二府,皆以赐焉。”此后不断翻刻,这种辗转传刻的帖,与原迹差别越来越大,故帖学大行,书道衰微。
其次如米芾《书史》所指出的“趋时贵书”也造成了宋代书法每况愈下。米芾分析说:“李宗锷主文既久,士子皆学其书。肥扁朴拙。以投其好,用取科第,自此惟趋时贵书矣。”宋室南渡之后,如《书林藻鉴》讲:“高宗初学黄字,天下翕然学黄字;后作米字,天下翕然学米字;……盖一艺之微,苟倡之自上,其风靡有如此者。”
所以,失真的帖学大行和帝王、权臣的介入,破坏了宋代书法艺术。
苏轼(1037-1101),字子瞻,号东坡居士,眉山(今属于四川)人。他和他的父亲苏洵,弟弟苏辙以诗文称著于世,世称“三苏”。他的书法从“二王”、颜真卿、柳公权、褚遂良、徐浩、李北海和杨凝式等各家吸取营养,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努力革新。
他认为:“作字之法,识浅、见狭、学不足,三者终不能尽妙,我则心目手俱得之矣。”他认为书法艺术的创作过程是:“我书意造本无法,点画信手烦推求。”
他寄情于“信手”写“意”,而不是简单机械的去模古。在追求“法度”的时代,直舒性情,无法为法,固然得罪太多“书法家”,美好的才能流传千古。
书法如此,做人也不例外。名声、世俗的肯定、文凭学位、职称、权位等固然有用,追求真善美才是人生真谛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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